下午的语文虽然没用上爸爸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句，但作文好像是关于家乡的，这倒不难，还有什么比描写故乡更熟悉呢，即使对于一个孩子，也是孩子眼里的故乡。我写得似乎很顺。回家说起考试，姐姐说她无意中瞥见邻桌的答案，涂改了一道分值是十分的题，但我觉得她反而是改错了。哎，后来想起，也许从她涂改的那一刻起，命运就被改写了吧。她以低于分数线十分左右的成绩没有考上一中，后来从普通中学毕业高考也落榜了，她的人生远比我坎坷。
（我考上一中的经历在“关于我妈的点滴里”写到过。）我二哥工作的榨油厂和一中是正对门，考完数天后他回来和兴奋地通报看到榜上有我的名字，全家意外地高兴。但由于姐姐落榜了，所以是一半欢喜一半忧愁，欢喜被压缩了，忧愁也被稀释了。
听说一中入学要做体能测试，啥叫体能测试没听过，百米跑总归会的，但我这个乡里娃连立定跳远都不会，可别因为体能测试不过关被刷下来了。我妈吃完晚饭把花园边扫干净，让我换上球鞋在院子练一下，看看能不能临阵磨枪学会立定跳远。晚风吹拂着夜来香的浓郁香气溢满院子，我爸和我妈站在廊檐下，抹着脸上的汗水，欣喜地笑着，看着我笨手笨脚、身体僵硬地在花园的竹篱笆边立定跳远。我一下一下地跳，花香一阵阵往鼻子里钻，那个画面和他们的表情我现在想起来好像还在昨天。
二哥看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妹妹竟然考上一中，和他的几个骄傲的同事的孩子成了同学，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他后来给我买了塑料铅笔画，给我和小姐姐买过透明塑料的凉鞋，还买过一条漂亮的织锦发带，虽然在家对着镜子比划，臭美了半天，但终究没敢戴出去招摇。不过此后对他曾经在我中考的路上不明来由的那一记耳光也不再记恨了，要知道我爸妈都从来没有扇过我耳光呢。
爸爸用自行车驮着一个刷着绿色油漆的木箱，在同学惊异的目光中领我报了到，我也惊异地发现那个考前在路上见到的漂亮的“洋娃娃”（后来知道她叫璇）竟然和我一个班，心中一阵狂喜，觉得自己简直太荣幸了。虽然人生地疏，但值得欣慰的是和我一起从同一个小学考来的几个同学都编在一个班，除了玲，还有个特别爱活泼开朗、喜欢大笑的女孩珍和一个非常腼腆、一说话就脸红的白面男生新宇。
我需要住校，当爸爸领着我怯怯走进宿舍时早已经有同学安置好了。她们叽叽喳喳说着话，我抬头看了一眼，她们都穿着崭新的衣服，要么扎着高高的马尾巴，显得洋气骄傲；要么梳着漂亮的短发，看起来文文静静。只有我拖着两条粗大的辫子，一身都是姐姐的宽大衣服，我那时个子也算高，1米57，她们以为我是同宿舍插班混住的初三学生，一问才知道我比她们都小。
我们住的是大通铺，每个人分到的位置连被子叠好横放都搁不下，只能竖着挤在哪儿。箱子可以堆放在旁边，但鞋子、脸盆、牙缸之类全部得搁在床下属于自己位置的那点地方。我记得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简直像打仗，有用功的同学来不及把洗脸水倒掉，一不小心就会踢翻，中午回来会看到脸盆里浮着一层香皂沫。
住下来肯定会问到彼此的分数啊，我的数学成绩49分，语文79分，我排全级79名。（我大概和9有缘，三年后升高中，我在全级的成绩是19名，至于高考文理分科就不知道了，而我老公说他当年中考是第7名，嗯，他确实一直比我“高”。）就我这成绩在宿舍的女孩里竟然排第二，不过我也没啥可自豪的，你光听听人家的名字，文、静雯、琰、焱、燚。啧啧，不是带着文就是带着火，一个火不够，从两个火到四个火，多有气质呢，我土得都快掉渣了。
我们那届数学成绩总共没几个及格的，成绩最高的是个和我同龄只有11岁的男孩涛，长的又黑又瘦小。他的父母都是“三线厂”的知识分子，早已给他辅导完初中的课程，他考出遥遥领先的高分，成了我们其中的佼佼者。入一中后他继续一路领跑，参加全省数理化竞赛屡屡折桂，早早进了北大奥数冬令营，被北大提前录取，现在国外大学当教授。
爸爸把我安置好就被班主任陈老师叫去了，陈老师的特点是大脑门，像寿星老人一样突出来，嗓门也大。他也来自农村，对我这个班上不多见的农村孩子还是有点关注，也有点担心我会跟不上。爸爸后来给我说起，陈老师特意把全班的花名册给他细细翻了一遍，挨个介绍，有厂长家的孩子、校长家的孩子，甚至有市上***领导家的孩子，父母有教师，有技术员，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孩子真找不出来了。老师希望我努力不要掉队。爸爸倒也没太担心，他一直都是不卑不亢的，他从没给我施加过压力。在学校里比的是学习成绩，又不是比家庭背景。农村孩子不如城市孩子见多识广，但不比城市孩子笨啊。
后来熟悉了，我和同学交流起中考的经历，我之前对一中全然不知，但他们早就立好了志向，做了不知道多少习题。有的甚至被家长威胁如果考不上一中哪怕再复读也得考上。他们备考的经历让我听着有点后怕，真是无知者无畏呀，我竟然就稀里糊涂地和这些早有目标的孩子成了同学，开始了六年中学生活。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