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固然知道务实这么做是为了朕、为了朝廷，然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此诚至理之言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
如今务实之举，实乃求全于百官。笔笔入账，事事监督，朕恐他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就是昔日‘满朝倒拱’之局面。”
“皇爷所言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奴婢料想，以高司徒之才岂能有什么闪失？”
张诚笑着，低头躬身道：“如今南北西东各处蛮夷番邦，无不畏高司徒如虎，闻司徒之名而北面叩首，战战兢兢，不敢言语。
朝廷府库亦因高司徒之才而丰沛，今年岁入之高，听闻或将逾千万之巨。如此巨资握于司徒之手，朝中各部衙却又如皇爷所言，连笔墨纸砚之购亦在司徒控制之下，谁敢对司徒不利？
方才皇爷问，为何勋贵们在高司徒调遣之下，连一群家丁都能横扫红夷，数月之间抵定吕宋……奴婢想着，或许正是因为不敢触怒司徒虎威吧？毕竟，那生产建设兵团亦是司徒所立，如今之获利也少不得与京华合作，倘若恶了高司徒，这偌大一笔钱却该上哪找去？”
朱翊钧听完此言，半晌不曾开口，良久之后才摆了摆手，道：“你且下去吧，朕要看会儿书。”
张诚老老实实应了一声，规规矩矩退了出去。
朱翊钧再次走到窗边，沉默半晌，又走到御榻前，靠着床沿坐下小半边屁股，仿佛那御榻之上还有个人躺着似的，而他则仿佛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那人。
“父皇，您当年教我，说‘天下臣工俱有私心，没有谁会完完全全与皇帝一心，因为归根结底，这天下是皇帝的，又不是他的。’
我不明白，问您那该怎么办，您便说‘选人而用’，您说‘天下人求官，无非求权，而求权又无非两种原因：或是求名，或是求财，当然也有甚者，二者皆求。’
您问我，若我做了皇帝，打算如何选。我说，自然选求名的那一种。但您说不对，说‘哪一种都要用，只看你怎么用罢了。’
后来您又说，‘皇帝用人，其实只有两件事需要考量：他们要的东西，皇帝给不给得起，以及愿不愿意给。’
然后您和我慢慢说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如今莫说三年，便是七年也已经过了。按理说，儿子早已看得清楚，务实是真正的王佐之才，对儿子也足够忠心。
正如张诚所言，他无论任官何处，处境如何，从来不曾有半句怨言，把儿子交待的事情办得妥妥帖帖，甚至还总能做得更多……这样的人才能为儿子效力，不仅是儿子的幸事，也是大明的幸事。
可是，您却没有告诉过儿子，如果才能高到他这般地步，势力大到环大明各番邦俱望而俯首之时，儿子应该持何态度。
您当年赋予高先生的权柄极重，以首辅之身兼掌铨务，天下政事几乎决于其一人，我向您问之，您却说那不打紧。您说，‘在大明，不论一个文官的权力有多大，你只要不放松两点，就至少不必担心这个人成为王莽。’
您说的这两点，儿子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厂卫与京营。
可是，如今厂卫之中，东厂陈矩与务实相交十余载，敬务实如师；锦衣之中，南北两镇抚，一为其表兄，一为其堂兄。即便从未听闻务实插手厂卫之事，然此局面，似也难言妥帖。
京营原是勋贵所掌，勋贵与我天家休戚与共，列祖列宗都是放心的。但如今京营二分，禁卫军司令戚继光投于务实门下多年，对务实言听计从犹如门生之拜恩师；
建设兵团仍掌军籍军户之调遣，军屯田地之所出，但却因与京华合作极多，若要反对务实，势必投鼠忌器。更别说海贸同盟成立之后，勋贵们都在跟着务实营商，此事虽为朝廷带来巨大收益，却也使得勋贵们更不敢与务实有何异见……”
朱翊钧弯下腰来，以肘支膝，以手扶额，自言自语道：“务实并无铨权，但三代首辅余荫，尽在他一人之身；务实并非辅臣，但内阁理政决事，哪一件敢与他之心意相悖？
您说，如今这厂卫，到底还能算是儿子的厂卫么？这京营，到底还能算是儿子的京营么？若是您处于儿子这般境况，您会如何做呢？”
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绕着御榻踱步，转了好几圈，又道：“儿子还是觉得，务实对儿子并无恶意，只是事到如今……您说他这般权势，会不会是已经到了‘飞龙在天’之象？若是继续视而不见，接下去是不是便要‘亢龙有悔’了？
若以您之大智慧，面临此番局面，会从何处着手才能既不使局面失控，又不使务实误会儿子的心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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