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八年三月，以朱元璋下旨赐死德庆侯廖永忠为肇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明朝第一批开国宿将几乎在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中屠戮殆尽。
人们印象中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明朝开国大将，除了早死的徐达、常遇春、邓愈等人少数几个，其他绝大部分都身败名裂，甚至对于徐达之死，都有不少野史传说认为他是因为朱元璋赐食而导致病体加重而暴亡。
总之，到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登基时，明朝第一批开国功臣的六公二十八侯，幸存者只有郭英、耿炳文等寥寥数人。
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对功臣们下此毒手？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认为是朱元璋小肚鸡肠，满腹猜忌，生怕手握兵权的功臣大将们起兵造反，篡夺皇权。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学的影响，与史实并不符合。
实际上在大明开国之初，就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设立五军都督府制度，彼此相互节制互不统属，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全国兵权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
也就是说，没有朱元璋的兵符与圣旨，任何一个武将或者五军都督府、兵部，都别想调动一兵一卒，所谓起兵造反纯属痴人说梦，因此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论调，则是说朱元璋因为对肃贪格外严格，因此大多数功臣都因为犯了他忌讳而不得不死。
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客观不少，也不是野史传说。其中有一件事是这样的：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之时，六十岁的朱元璋对全国各地武将下达过一部诏令合集《武臣大诰》。
这部《武臣大诰》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样文绉绉的，而是通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口语大白话，非常明白浅显，通俗易懂。
这是因为朱元璋担心武将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翰林院写就的圣意，起不到宣传警示作用，故此他才会别出心裁，“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朱元璋在这部《武臣大诰》中，详细列举了各地武将三十二人的违法犯罪之举。
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那样的高级将领，也有地方卫所的百户、千户等基层军官，犯罪行为既有干扰地方政务等大局问题，也有苛待、残害军卒等细节，还有贪墨军饷军粮等经济问题，还有抢占民女等作风问题，无所不包。
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出，大明开国初期，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比如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县；常遇春之子常茂，“贪财杀降”，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北元武将，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
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如“肆贪害民”、“冒支官银”、“私役军卒”、“强暴军卒眷属”等等，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危及统治的地步，也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将士离心，民怨沸腾。
所以朱元璋在这部《武臣大诰》的前言中就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还真是，因为武臣军官们依旧利欲熏心，置若罔闻。
于是朱元璋又说：“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这话当然不假，他出身贫苦农民，从最下层的普通红巾军小兵一步步奋斗成皇帝，底层军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自然感同身受。故此，他才会再三劝诫功臣大将们体恤民情，爱护士卒，遵规守纪。苦口婆心之态，几乎令人落泪。可惜他的一番苦心并未能唤醒这些执迷不悟的功臣武将们。
于是后世便有不少学者认为，朱元璋是迫不得已才会凶相毕露，大开杀戒。
但是，这恐怕并非事实，至少并非他杀戮功臣的核心原因。
朱元璋在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一贯以仁厚著称、深得朝野之心的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谏言道：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
不客气的说，在当时的大明朝，除了朱标，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和朱元璋说话。
但朱元璋对他的这位长子极其喜欢，而且寄予了最深的厚望，所以他没有怪罪朱标。但是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就把朱标叫到跟前，将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杖扔在地上，要朱标捡起来。
太子又不是傻子，当然面露难色，苦苦思索父亲的用意。
这时朱元璋开口了，道：“我让你拿棘杖，可是棘杖上有刺，你怕伤了手。可若是把棘刺除去，你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这么说，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苦心吗？我现在诛戮功臣，是在替你消除隐患。”
谁知道朱元璋待机时间太长，朱标竟然病死在他之前。一贯坚持规矩大过天的朱元璋，立刻便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但年幼的朱允炆从未实习过政务，不像太子那样早已有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与文武臣僚的感情也十分深厚。
朱元璋唯恐孙子太年轻，威望和经验都不足以驾驭天下，万一有变故，大明朝就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他再次大开杀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潜在势力通通铲除。
事关太祖，岂能轻易置喙？所以王锡爵闭口不谈，所以申时行恍如未闻，张诚想明白之后也立刻轻咳一声，把话题转移到“正题”上。
张诚道：“皇爷春秋鼎盛，这句话怕只是随口一提，或者只是与前半句正巧相连，并无其余用意吧？”
王锡爵瞥了他一眼，淡淡地道：“今日大明，可有储君耶？”
张诚陡然一惊，打量了王锡爵一眼，吞了口吐沫，问道：“那王阁老以为？”
“我为臣子，岂敢猜度君上心思。”王锡爵虽然这样说着，但是端起茶杯浅饮一口之后却又道：“对了，皇三子尚不足四岁吧？”
申时行沉吟道：“我今年五十有六，想是辅佐不到将来的太子殿下的。”
王锡爵笑了笑，也道：“说来惭愧，我比元辅还要痴长一岁。”
张诚一时没反应过来，纳闷道：“二位相公这是在打什么哑谜？”
申时行微笑道：“以年岁来看，若说今日朝中之重臣，异日或可辅佐储君者，恐怕唯有高日新一人。”
张诚总算明白过来了，恍然道：“哦，咱家知道了！将来储君倘若年幼，能做顾命的便只有高日新，是故……若有人能危及储君，那便也只有高日新了！”
申时行与王锡爵对视一眼，却又沉吟着道：“不过，皇上提及‘杀三相’，这个问题却有些……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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