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一带商战骤起，京师的风波倒是大致过去了，至少是恢复了表面上的和谐。
王家屏对于自己的意外入阁表现得比较淡定，依然坚持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则。即便他已经从自己的渠道得知了此次入阁是高务实所推动的，却也没有跑过去向高务实道谢。
高务实也懒得计较，反正他早就知道王家屏这人比较拧巴，能够顶了潘晟的位置入阁，本身也就是个妥协的结果。
再说高务实也不着急，王家屏一个山西人，就算在内阁表现得不偏不倚，他也得不到心学派的真正认可。况且心学派的官员除了最上层的几个人之外，其他人也谈不上有多少全局战略思维，搞不好还会莫名其妙地针对王家屏，到时候王家屏就知道谁能依靠了。
当然，王家屏自己也知道现在朝廷就是实学、心学两派之争，他一个无依无靠的空头阁老怕是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再加上自己刚刚入阁，很多“业务”都还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因此倒也没有怎么冒头，暂时只能算是充当一个举手工具。
至于申时行那边，或许是这次事情给了他一些震动，这位上台不久的元辅也收起了前段时间浑水摸鱼的心态，开始变得小心起来，在内阁里处理事情也会象征性地多征求张学颜和吴兑的意见。
整体来说，朝廷已经算是度过了张四维突然丁忧而带来的混乱期，重新进入正轨。
一时间，大家都沉静了下来，惟独高务实与过去无异——他既没有突然搞得跟销声匿迹一般，也没有刻意高调、处处露脸，而是秉承他一贯的风格：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作为协理京营戎政的兵部左侍郎，高调做事当然只能是有关京营的事。
在接下来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高务实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京营成立了一个很新鲜的组织：“京营生产建设兵团”；二是禁卫军初步完成了预定编制。
说来惭愧，高务实这个“禁卫军缔造者”居然再次做起了甩手掌柜，从募兵到安顿，从安顿到训练，他全部丢给了禁卫军第一任司令戚继光。至于他自己，则只是“打打下手”——好吧，简单的说就是负责提供钱。
当然，这钱肯定不是高务实自己出，他是负责帮禁卫军搞到钱。
搞钱有两条门路，一条是找“上头”要，另一条是自己挣。
但高务实决定双管齐下。
所谓找上头要，实际上兵部本身就是禁卫军乃至于京营的“上头”，但兵部的钱是从户部拨过来的，是以归根结底，这笔钱主要得去和户部扯皮。
按照一般理解，户部是实学派的大本营之一，户部尚书沈鲤更是高务实的师兄，要钱这种事应该比较好办才对。
但其实不然，这笔钱并不好要。
屁股决定脑袋这个道理在哪都说得通，沈鲤虽然是实学派出身的重臣之一，但他既然做了户部尚书，就不可能不为自己掌握的衙门考虑。虽然今年滇缅之战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被高务实用滇战宝钞等手段消除了不少，但眼下朝廷的收支情况依然很紧张。
此时兵部忽然提出要钱，他作为户部尚书当然要慎重，不能因为你是我实学派内部公认的“未来魁首”我就要无条件听你安排——我这里要是出了大纰漏，责任可还是我沈某人来担的，我总不能倒在入阁前的最后一关上。
即便是给足了高务实面子，又得到高务实的保证说户部要真是有事，我高务实绝不袖手旁观，但沈鲤最终也只拿出十二万两银子来，并且首批到位的只有八万两——这笔钱是用来给禁卫军更换武器装备的。
京营的武库其实听起来挺不错，毕竟之前各种换装都是把京营排得很靠前的，但听起来是一回事，真实情况又是另一回事。
高务实亲自查验了京营的武库之后才知道，除了近几年从京华直接购买并调拨给京营的武器装备还“尚可一用”之外，以前的武备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那其中的数目倒没有太大的不对，至少勉强让人可以对得清账，可保养水平就着实令人瞠目结舌了——有些铠甲已经烂得拿手一提甲片哗啦啦掉一地的程度。
至于武器的保养水平，那也差不多，比如说高务实亲自查验的至少四万把雁翎腰刀就锈蚀得能不能砍柴都要打个巨大的问号。
这种玩意儿高务实怎么肯拿去给禁卫军用？所以这些基本装备差不多全部要重新采购。结果一算账，就算暂时不给禁卫军多少备用武器和装备，仅仅六万人的换装就要差不多三十万两。
三十万两现在肯定拿不出来，所以高务实只好自己破费了一下，上疏给朱翊钧说兵部打算先赊账从京华火枪厂和京华火炮厂拿一批军火，分两年或三年付清，京华此次不收利息。
朱翊钧倒是挺感动的，当天就批准了，谁料大明朝的言官生怕自己被忽视，居然一下子跳出来四五个科道官上疏弹劾高务实，说他这么做是以权谋私。
按照他们的说法，京营的武备是天底下最好的，即便新练禁卫军也大可够用，毕竟禁卫军才六万人，以过去四十多万人的武备来武装区区六万人，怎么可能不够？怎么可能还需要再次购入？因此这里头肯定是高务实动了手脚，他是为了给京华的军工招揽生意。
如此指责一位立过重大军功的文官重臣，按理说当然需要确凿的证据，但大明朝的言官并不需要，因为他们“风闻奏事”，只需要说自己“听说”京营武备充沛就行了，实际情况什么的……那不归他们管。
高务实只好上疏请辞，同时自请皇帝派员彻查，顺便把自己关在见心斋“不予视事”。
朱翊钧对高务实的态度那可比对潘晟好太多了，在收到高务实的请辞之后当场就发了火——“上震怒，御文华殿，召诸大学士至，斥言路放纵，毁谤重臣，论罪当诛。姑念祖宗有制，今且权寄彼等人头于项上，俱降三级外任。倘再有不知收敛者，不问今居何职，皆流三千里。”
朱翊钧这一通火发得有些大，尤其是几个用词显得杀气腾腾，“论罪当诛”、“权寄彼等人头于项上”、“不问今居何职，皆流三千里”。
回想一下，自从今上继位以来，这好像是对言路最严厉的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