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羽的婚事、安宁在上京的招商，大约可以迟缓金国的决策，却不太可能改变金国决策的内容。遑论还要去虎口夺食，要回云州等地？
说到底，一切谈判成果都要根据双方实力的衡量落到纸面上，才能称之为成果。像赵佶、童贯这样一点实力没有，只靠两片嘴皮子就能收回燕京之地，已经很不容易了。
反过来说，金国上下，还有多少类似这样的漏洞存在？也是安宁这次出使的原因之一。咱们不能期望金国的集体意志被改变，宋金之间必有一战的。
但是如何延迟这一战，为自己争取更多备战时间？如何削弱金国这一战的意志，降低这次战争的规模，争取更多的空间？都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安宁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了。早期的许多筹谋不断被迫去改变，应对新情况的发生。大量时间被消耗在和汴京的不断试探、合作上，已经快要逼得安宁发疯了。
原本他打算据郁洲岛自守的！原本他想做海龙王的！原本他要割据旅顺、济州岛单干的！原本他当柔福是妹妹的！可是一切事情在陷入大宋这个巨大泥潭后，都要一点点被改变。
似乎每件事情的改变都是朝着更有利于大局、更有利于发展的方向前进。假以时日，这都是正确的决策。或者重新来过，安宁大概率还要重新走这样一条路。
因为，这样做真的没有错。可是安宁才二十三岁，他本质上还是个年轻人。哪怕前世穿越时，他也才二十六岁，哪来那么多的耐心被这样日复一日的折磨？
更加严重的是，随着一切所谓“正确”的发生，安宁却发现他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那么，究竟是他改变了大宋的惯性，还是大宋改变了他的意志，如今都很难说的。
安宁一路所见沿途地势险要，心中明白，这都是燕山防线的塞外延伸。曾经齐桓公北伐山戎和孤竹国战场，如今都是金国之地。
河北却千里平原，拿什么守御啊？
随之而来的民生对比，更让熟读历史的贺允中更加闷闷不乐。所过州府地方对大宋的失望，再加上王安中等人对降靠的前辽官吏不信任，几乎将整个辽地汉人都推向金国。
许多前辽官吏都对投靠大宋感到后悔，纷纷潜行会宁府递交投名状。而正是这些愤怒的人，和被俘获的大辽王室成员，最终成为鼓噪金国南下报复的重要策动者。
甚至在大宋以引为傲的吏治、税赋上，金国都远远优越于大宋和昔日的大辽。金国立国不久，需要供养的王室成员不多，所以它的赋税负担远比大宋轻松。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诏除辽法，省税赋”，太宗完颜吴乞买“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都很有疗效，由是“民始苏息”。
而大宋除田赋正税之外，尚有许多附加于田赋之外的各种杂税。金国两税轻于大宋，这是辽东、辽西经济恢复，和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只需简单比较宋金税赋的征收额，就很能说明问题。大宋单单秋税，中田就要八升，下田七升四合，说起来是二十税一，但是加上苛捐杂税，春秋税赋合计不下三成。
金国的夏秋两税合为五升三合，比大宋的秋税下田所输尚少二升一合，一年的税赋总支出也不过两成。女真人每亩甚至只有一两升的田赋。
这还怎么去比较，又让百姓们怎么去选择？何况金国两税输送，也比大宋改进较多。
其一，输送粟米可依道程之远近递减其税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百姓在运输途中的负担，比大宋以假借“支移”向百姓征脚费的办法有很大的改进。
其二，两税输送采取递减税额的办法，也与大宋在田税以外，每斛各输二升谓之“雀鼠耗、省耗”不同。
其三，上户输运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这同《魏书-食货志》的“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分户等依里程远近输入相似。
此外，金国也有折纳，但与大宋略有不同。金国两税征输，重在本色，一般地不许折纳他物，而本色征收又重于当地所产。如规定两税纳粟，因当地产麦，则准许纳麦便民。
其折纳原则，首先要注意官府粟米储数，此外则听百姓从其便折纳。重在官府实际需要，与大宋假借折纳辗转增加税额不同。
如此，除了那些野心勃勃的所谓“义士”，多数的民间百姓才不在乎坐上龙庭的人是谁呢？蛮夷又如何？
能让百姓过得下去，吃得饱饭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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