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
当天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官了。
其实方从哲也很想阻止，不过他却是毫无办法可言。
第三天一早，也就是九月二十五日一大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方从哲这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后，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进了宫，李可灼看泰昌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泰昌帝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不过，他这个诺言是做不到了，九月二十六日五更，本来已经康复了的泰昌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
听到泰昌帝驾崩的消息，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
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
而就在方从哲离开京城时，远在西南的黎安明也终于收到了泰昌帝朱常洛驾崩的消息以及天启帝朱由校登基的行文。同时而来的，还有朝廷同意奢崇明c安位等土司援辽的请旨。
这次黎文海没有安排大操大办，而是就在府署设了一个灵堂，用的几乎还是上次的物品。
泰昌帝的消息，除了上层官员外，底层百姓几乎无从得知，所以也就没必要大操大办。
自从收到消息后，黎安明对祭奠的事毫不关心，几乎每天一有时间他就在自己小院的躺椅上躺着，此时的他全身心的看着朝廷下发的同意西南土司援辽的请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