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1月9日，意大利。
西西里岛都城巴勒莫，一份公告赫然出现在城墙之上。
“西西里人！……抗议、请愿、和平示威已经被证明是无用的，费迪南多二世已经展现了在他的眼里只有藐视，对我们来说，自由的人民已被拴在了悲惨的锁链上。
我们还要耽搁多久才能拿回我们的正当权益？拿起武器吧，西西里的儿子们，我们拿起武器！”
最可笑的是此时的两西西里王国只当这是一个玩笑，费迪南多二世甚至要在1月12日也就是三天后举行盛大的生日庆典。
实际上连续不断的灾害让农业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之中，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又摧毁了其手工业。
内外交困之下，又天降大雪毁灭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而民众认为这都是国王费迪南多二世的错，政府和王室的漠视更是刺激了民众。
曾经的费迪南多二世是一位锐意进取的国王，他一上台就进行了大量改革，选贤任能，扫除积弊，力图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
之后费迪南多二世减少赋税、废除劳役、鼓励工业、发展贸易、兴办教育，破格提拔人才，甚至建立了早期的福利保障机构。
在他推动下，两西西里王国建立了意大利地区最早的铁路（那不勒斯-波蒂奇铁路），意大利地区第一家航海公司，亚平宁岛上第一家电报公司。
费迪南多二世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可能重新统一意大利的君王，但此时的他只想庸碌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三天后，1848年1月12日。
在国王生日那天的庆典上有人掏出了象征着意大利的红、白、绿三色旗，之后人们如告示倡议中一样拿起武器奔向王宫。
此时的费迪南多二世为了能让自己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日，调集了五个团的兵力在王宫前维持秩序，港口里还停留着一整支舰队。
此外城中还有大量的军警、密探、坚固的堡垒和黑洞洞的大炮。
而所有的起义者加一起只有五百条枪，他们是各个行会的工匠、逃荒的难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彼此之间互不统属，典型的乌合之众。
没有人觉得后者能赢....
费迪南多二世拉着自己的12岁的长子也就是后来的国王弗朗切斯科二世站在王宫二楼的阳台之上，他要亲眼看看那些乌合之众是如何覆灭的。
父子二人已经准备观看一场血腥的屠杀，然而这个时候费迪南多二世的近臣多赞卡·夏洛走上前来。
“陛下，那些污浊的血不该玷污您的双眼，这里交给微臣就行。”
费迪南多二世不为所动。
“我要看看那些不知好歹的家伙是怎么被我的大军碾碎的！该死的刁民！居然将天灾都怪在我的头上！那蝗灾分明就是庇护九世召唤出来的！”
实际上庇护九世也向两西西里王国讨债了，而且将缪拉时期的债务也都一并算在他的头上，所以双方的关系非常差。
多赞卡·夏洛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是传统的贵族，对于教皇还是比较尊敬的，至少不敢和国王一样在别人面前骂教皇。
当然作为一个聪明人他也不想惹恼国王，只有等费迪南多二世火气稍减才再次建议道。
“陛下，一会打起仗来枪炮无眼，要是不小心伤了陛下和王子就不好了。”
费迪南多二世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于是乎便决定回宫暂避，反正外面有高墙堡垒还有一万多军队，对方只有五百乌合之众实在没有输的理由。
“国王跑了！”一声怒吼，一声枪响，震惊了所有人，也拉开了万国之春这轰轰烈烈的序幕。
费迪南多二世无法理解的事情出现了，在他离开十五分钟之后他的大军就被突破了防线，满城都是溃兵，五百乌合之众直扑皇宫。
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二字足以让所有贵族胆寒，不管是工业革命，还是其他什么革命。
而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竟是费迪南多二世离开了阳台，国王的突然离开直接让军队的士气濒临崩溃。
一声“国王跑了！”，直接震碎了士兵们剩余的斗志。
如果费迪南多二世从未离开，又或者是不曾出现在阳台上，那么局势至少不至于如此之糟。
“别让费迪南多二世跑了！”有人大叫道，之后费迪南多二世在王室卫队的拼死保护之下且战且退，慌忙逃入巴勒莫港才幸免于难。
逃到战舰上的费迪南多二世，看着远处在港口欢呼的叛军，耳中不时传来“意大利万岁！”，“庇护九世万岁！”的声音。
“该死的庇护九世！”费迪南多二世狠狠向海中啐了一口，他就知道那些叛军根本没有能力突破他的防线，一定是庇护九世那个大魔头使用了什么咒术。
其实此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旗帜是庇护九世，因为他上台之后便大赦天下，诸多妖魔鬼怪连同政治犯一同被放出。
这些人不负众望地开始在各地闹事，罗马城已经被“教宗万岁！”、“奥地利去死！”、“意大利万岁！”这些口号淹没。
就连法国大使都觉得教宗疯了，他在给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信中这样写道。
“教宗大人正在自掘坟墓....他的疯狂行为让最残暴的暴力革命者都为之汗颜...”
一些秘密传单甚至声称“耶稣会是奥地利人的阴谋”、“教宗大人受到了控制”、“只有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才能解救圣座”...
就在各地叛军都在筹备起义的时候，庇护九世突然决定设立了【咨商委员会】，公开向国民寻求解救意大利民族的方法。
其实庇护九世是想发动民众将奥地利一方赶出去，并且成为意大利的领袖。
但现实是他释放的那些政治犯对一个教宗成立的意大利并不感兴趣，他们要求更多的权利。
而咨商委员会中那些僧侣很快就被架空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些人的串联之下，意大利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赛马俱乐部，就和法国人的宴会运动一样，并不是单纯的赛马俱乐部，而是公开地结社。